随着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日益加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分割和重构的困境。高端制造业具有产业链全球化分工、大量的技术许可贸易、高品质人才高密度集聚、风险投资为主专业金融资本支持等特点，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资本链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双循环经济格局下上海要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需要适应疫情冲击，抢抓产业链重构机遇，补短板、强优势，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上海在集成电路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产业链，包括材料、设计、制造、封测、设备、应用等环节，但在疫情和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上海集成电路面临断链风险，尤其是在高端设计、高端制造、设备与材料等环节。

  中芯国际是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制高点和关键节点，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芯片制造企业，但是距离台积电有3代工艺，大约10年的差距，华为的高端芯片完全依赖于台积电的供给。

  上海芯片设计发展相对滞后，在核心高端通用型芯片领域，芯片设计公司可以提供的产品几乎为零。全球10大芯片设计厂商中，美国芯片设计厂商占据7席，国内仅有华为海思进入前十。

  在产业链各环节中制造和封测相对领先，材料和设备是短板，半导体材料包括硅片、靶材、CMP抛光材料、光刻胶、湿制程化学品、电子特气、光掩膜，这些细分行业中，海外龙头均占据着主要地位，国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则相对较少。起步较晚、寡头垄断造成我国硅片进口依赖度仍旧较高。光刻胶行业被日本和美国公司垄断，国内光刻胶以低端PCB光刻胶为主，高端半导体光刻胶仅占1.6%。半导体设备市场集中度很高，以美国、荷兰、日本为代表的Top10企业垄断了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75%以上份额。美国著名设备公司应用材料、泛林半导体、泰瑞达、科天半导体合计占据整个设备市场40%以上份额，而且均处于薄膜、刻蚀、前后道检测三大细致划分领域的绝对龙头地位。技术领先和近半的市场占有率，任何半导体制造企业都很难完全脱离美国半导体设备供应体系。2019年国产半导体设备销售额预计为133.7亿元，自给率仅为14.2%。

  人工智能技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应用给人们探索各种场景下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潜在可能，借助于当前计算能力的提高，中小企业扩大人工智能使用人员在社区中的隔离使生存与医疗物资的运输以及提取难度增加。京东智能机器人搭载货物深入疫情严重的社区和医院，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

  从产业上，在线新经济，数字新基建，聚焦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远程办公、在线金融、在线大发展重点。应用场景落地，加速了AI发展。尤其在此次疫情中，不管是追踪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在方舱医院服务的智能机器人，还是协助医生看片的智能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都在实际场景中得到了运用。不管是抗疫还是复工复产，AI在其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疫情的突然爆发也将中小AI企业打了个措手不及。让本就融资不易的初创企业的日子雪上加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群策群力推出减税降费的政策集，以帮企业度过难关。但可预见，疫情持续升温，将会拖垮更多的中小AI企业。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共有1116家，2019年规上企业产值约1477亿元，比2018年增长10.7%。上海AI企业围绕产业链所有的环节集聚发展，形成了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微软、亚马逊、阿里、腾讯、百度等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纷纷围绕产业生态在上海布局。

  生物医药产业的供应链受一定的影响，上游原料药服务全球市场，物流受阻，产能难以释放。中游由医药研发（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以及生物医药的制造组成，下游主要是医药流通、医疗检测设备。科技研发始终是生物医药公司发展的核心动力。疫情对药品生产和产能释放带来影响，制药企业将主要资源投入到了产品研发。

  疫情期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发展。部分生物医药企业（防护器械、诊断试剂、消杀用品等）赢来短期急速扩张机遇，如之江生物和捷诺生物生产的新冠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成为首批检测试剂盒。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加快应用。如依图科技开发了基于CT医学影像的“新冠肺炎智能评价系统”；商汤将AI算法用于巨哥电子热像测温仪，电信运营商用大数据分析支撑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推动高端制造业加速向下游延伸发展售后服务、全寿命周期服务、发展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往上游扩展提供科研、设计、咨询、信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一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利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性的特征决定了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相关和互补关系，行业升级将带动科学技术研发、创意设计、检验测试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二是客户的真实需求升级，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售后的边界逐渐模糊，实现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成套服务转变。

  上海近年来不断加大制造业服务投入力度，制造业服务化率从原先22%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推进服务型制造方面，形成了产品服务系统模式、个性化定制模式、创新设计模式、产业链与价值链融合创新模式、信息增值服务模式、科学技术创新创业服务模式六大模式，居于全国前列。

  在集成电路行业，国内97家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内地芯片产业链相关公司中，注册地分布在42个城市；总部在长三角的有49家，其中在上海23家（占比23.71%）；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有19家，其中深圳12家（占比12.37%）。

  上海的全产业链优势较为突出，按照黄奇帆的观点，疫情后的世界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而在这一意义上，上海已基本覆盖了从设备制造、IC设计、IC制造、半导体材料到封装测试等主要环节；当然个别关键环节还存在补链的迫切需求。

  上海的人才优势较为突出。在AI领域，上海集聚了商汤、依图、寒武纪以及IBM、微软等企业；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在沪高校加强对AI实验室、研究平台的搭建，加速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上海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工智能技术型人才。上海的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力不足。上海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要素条件在国内城市中具有相对优势，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组织完善、产业人才丰富、制度环境优良。然而与纽约、东京等全世界城市相比，上海高端制造业优势仍然不足，尚未形成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缺乏影响力、引领力，发达国家依然占据制造业发展的高端领域和环节。

  上海高端制造业规模不足。与东京、纽约等城市相比，上海制造业在规模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但高端制造业占比不足，高端制造业相较于传统制造业规模偏小，制造业地均产出效率不高。

  上海高端装备供给能力不够。目前上海高端制造业的供给能力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给能力瓶颈比较突出，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供给严重依赖外部（包括海外）。例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基地，占全国40%的市场占有率，但机器人生产所需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关键零部件大部分需从外部购入。上海工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薄弱，缺乏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工程机械高压柱塞马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MEMS等先进设计制造技术。这一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集成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提升，没办法形成特色、形成竞争力，也导致部分高端装备制造业沦为很典型的“组装车间”。同时，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空壳化”、患上“软骨病”也制约了高端制造业在产品精度、可靠性和生产效率方面的提升。

  上海高端制造企业品牌影响力不够。上海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缺乏大多数表现在创新优势不强、引领型企业不多和品牌影响力缺失。如2016年上海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有效发明专利3.2万件，全国排名第四，距离北京、广东等地存在比较大差距。

  上海高端制造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上海有着非常丰富的制造业人才资源，但是高端制造业需要将AI、新材料、软件系统、互联网和制造业技术相结合，高端制造业不仅输出产品，更重要的是输出服务，需要具有多方面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现有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和沉淀的制造业人才都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需求。

  上海高端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在疫情影响下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资本链等方面受到极大影响。上海高端制造业能发挥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优势，利用疫情在国内得到较好控制的有利条件，弥补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板，补充全球产能缺口，打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高端制造需要水平创新系统，传统垂直创新系统存在较大局限，不适应高端制造业依托开放创新平台、吸纳各类创新资源的要求。在埃隆马斯克与波音竞争载人航天的事件中已经充足表现水平创新的优势。上海与硅谷相仿，张江拥有大量创新企业，具有发展水平创新的条件。疫情对众多中小企业的创新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大量信息交流和项目研讨从线下转为线上，信息交流效率一下子就下降。疫情下需要加强跨企业交流，通过建立多层次沟通渠道，打造科学技术研发合作平台，打造创新合作平台。

  上海可以借鉴圣地亚哥IUCRP的经验，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参与产学研合作的高校教师，推动学术和产业间互动。推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周边的企业成立UC-CONNECT社会组织，把高校和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合作论坛、专业媒体、创新奖项评选等把科学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和各类中介串联起来，打造充满互动的创新文化。

  上海高端制造业依托与长三角的分工合作，长三角产业集群治理亟待深化。集成电路、AI和生物医药产业皆依赖于与苏浙皖的深层次地融合。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密不可分；而目前上海和苏浙皖三省的合作深度不够，思路很不明，三省一市的优势没有正真获得充分整合，潜力没有正真获得充分发挥。上海需要围绕中芯国际，打造半导体高端设计和制造中心，无锡围绕长电科技打造封装和检验测试中心，合肥围绕长鑫存储打造存储产业集群，杭州围绕士兰微打造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集群，深化上海和苏浙皖三省的合作，打造国内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疫情下上海高端制造业需要面对海外融资受限和融资成本上升。初创期的高端制造企业一般专注于单一行业甚至单一产品，抗周期能力弱，从研发到销售跨期长，需要持续的大量资产金额的投入。由于融资途径缺失，不少高端制造企业选择发行美元债或者赴美上市的方式获得资金。但虽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影响，高端制造企业海外融资受限，科创板和创业板需要发挥高端制造业融资平台作用。

  以券商为基础打造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定价体系，推动券商发挥资本定价能力和直投专业能力，打造科创投资银行，推动券商与风险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资产评定估计公司的合作，券商与风险投资的联盟将直接推动科创企业定价能力提升，推动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定价体系形成。如海通证券利用科创板契机，深耕集成电路产业链，服务企业覆盖集成电路产业材料、代工、设备、设计、封装、测试全链条。

  利用科创板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优化高端制造企业信用贷款业务模式，推动商业银行、担保公司、行业协会、资产评定估计公司、知识产权局等深度合作，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打造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如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合作，推出集成电路贷专项产品，为“集成电路行业”小公司可以提供信贷支持服务。

  高端制造业需要头部企业引领。在半导体产业，美国有INTEL，台湾有台积电，日本有东京电子。疫情下上海需要尽快确定中芯国际的技术创新路径，从先进工艺转向先进制程。通过成熟工艺叠加先进制程，缩短技术赶超时间，规避先进工艺设计费用投入巨大的风险。

  疫情下国际国内头部企业都在重新考虑其战略布局。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全球绝大部分电子科技类产品都是在中国境内完成制造、组装。在近几年，由于人力成本上升、贸易壁垒等问题，国际国内大厂慢慢的开始将国内的生产制造能力部分转向东南亚、东欧甚至美国。疫情暴露的供应链安全风险将加速头部企业在供应链方面的均衡布局。上海需要围绕中芯国际，以长三角半导体产业为基础，打造国内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疫情下上海需要梳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加速硅晶圆、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等环节的进口替代，借鉴东京电子的设备制造发展经验，提升涂布设备、蚀刻设备、洗净设备、显影设备技术水平，发展光刻机，在高端设计、高端制造、高端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等环节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上海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较大，但对高品质人才政策力度不够，高品质人才不足和作用发挥不够理想，缺少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创新创业创意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高端制造业制造与服务融为一体，需要的是掌握多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上海虽拥有大量专业人才，但高端复合型人才不足，能学习和借鉴日本的产业尖端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由经济产业省和文部教育省共同推出实用技术人才计划、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和人才教育培训机构评价推进计划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大专院校的教育体制，以大学生、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为对象，培养信息技术、环境、生物、纳米材料等尖端科学技术人才。上海能发挥大院大所和高校集聚优势，在大学多设置交叉学科，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

  疫情下国际市场技术许可贸易受一定的影响，立足自身的科学技术开发成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上海能发挥军民融合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建设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深化市区联动推进机制，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提升高端制造产业链水平。借鉴美国由政府和企业合作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经验，打造由国家创新网络（基础研究）、军用创新网络（尖端应用）和地方创新网络（应用研究）组成的创新生态体系。

  （本文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新冠疫情对上海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资助（2020-YJ-G01-B））